如何通过冷冻大脑让一个人复活猴年新知

冷冻器官技术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医疗救援

《人物》0

采访

宫赫婧编辑

张薇插画

程老湿

人物PORTRAIT=P

阿伦·德雷克=D

乔斯·坎斯波罗斯基=K

P:《三体》的编审之一杜虹,从《三体》中获得了启发,在得知自己患绝症后,决定冷冻遗体,成为中国首位接受人体冷冻的申请人。你怎么看科幻小说对人们进行勇敢尝试的鼓舞?

D:科幻或者说对于未来的种种猜测,会给冷冻技术带来光环,但我不觉得那是主要原因。人们做出这种选择是出于对家人、自我及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在我的病人杜虹还在世时,我见到了她的家人,他们脸上的爱与骄傲让我也不由得和他们一起盼望着在未来,重聚到来的那一刻。

K:这个问题很大——我不能确定到底什么才是让病人们对冷冻器官感兴趣的首要因素,当然我也不认为科幻小说是唯一的因素,杜虹成为中国首位接受冷冻大脑手术的人,此举跨越了科幻,迈向的是一个依靠未来医学技术的进步可能为她提供的现实世界。她选择了现实可以提供给她的一次改变人类天命的机会,那便是冷冻待重生。

P:这次国际性手术中最难的环节是?

D:在中国执行这次手术的最大难题不在于手术本身,而是手术所需的每一个小步骤是否都能得到批准。在美国,《统一遗体捐赠法案》同意并保护公民对于自己遗体的处理权。在中国,这样的手术还没有相关法规,因此,要经过重重机构的讨论、各方官员的许可才能拿到批准。万幸的是,参与到关于此项手术的大讨论的每个人都很重视这件事,他们心态开放,尊重了病人的意愿并最终支持了这项手术。

K:起初的两例国际性手术对于神经外科医生的我及灌流师德雷克医生的二人团队来说,都充满了挑战。其一是在美国之外对于此事的规范,其二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于冷冻大脑产生的各异的质疑,其三就是器官运回美国途中的种种问题。

首先,我们的团队还从没试过把我们手术过程中所需的全部器材都运到另一个国家,数量之大,规格之高,让我们在美国机场安检及海关都遇到了不少麻烦,到了中国,请想象一下我们需要向不知情的各方相关人员做出的各种证明、解释,个中艰难不言而喻。

其次,身处北京,我们面对着的是当地同行出于对死者的关怀而发出的质疑声,倒是病人的家属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给出了有力回应。最终,在所有的要求都能满足的情况下,病人被宣布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便开始了手术前所需要的繁复礼仪。

最后一个难题便是如何把冷冻的器官从中国运抵美国。病人如今已在阿尔科等待着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未来——治愈她的病,让她重生。

我的愿景是,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也有一个人体冷冻中心,那么在运送上的种种难题就不是问题了。

P:说说你在阿尔科的日常工作吧。

D:在近两年中,我在阿尔科的主要工作在于拓宽国际病例的合作能力,与各个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打交道,为手术设备与冷冻剂安置做准备。由于我们收到了来自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公民的申请,我的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广了。

K:作为阿尔科的一名神经外科咨询医师,我的工作不受安排,当有病人需要冷冻器官手术时,我「召之即来」。

P: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冷冻大脑等待复活,这种难度有多大?你对此有多乐观?

D: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仅仅是保存了一颗大脑,你们怎么可能让大脑主人再活过来呢?」到目前为止,实施冷冻大脑的申请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普遍特征是年老而多病,比如癌症、器官衰竭、肌肉、骨头或关节的疾病等等,事实上,大脑是他们身上唯一免于疾病的部位。通过冷冻大脑,我们就可以保留足够的DNA来重组一个身体。第一例换头手术将于年执行,主刀的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吉奥博士(Dr.SergioCanavero)声称手术的成功率为90%。届时,利用你大脑和你的DNA,通过换头术,为你接上一个新的身体就不只是幻想了。

K:我们希望在不太遥远的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接头手术方面的新进展,我们能够把一颗头颅与一个健康的身体相连。此外,之前储存在大脑中的知识和记忆需要在冷冻过程中得以留存并且能够从新的人体系统中得到激活。到那时,大脑所感染的疾病也要痊愈才能够实现。

P:有种观点是,生老病死是人类世代相传的基本前提,也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破坏了它,人类势必要承担严重后果。你怎么看人体冷冻的伦理难题?

D:近几十年里,人们不断发展医学技术来尽可能延长寿命。大多数人都不会拒绝心脏移植,或器官移植等这些在近50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们一开始也只是实验室的想法,但当面对生死抉择,人们还是愿意一试。那为什么冷冻技术就要另当别论呢?在我看来,它也是医疗技术发展的一种形式。当目前的医学不能再让一个人活着,冷冻可以做到保持人体的细胞在长时间里不受损伤,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一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让人死而复生。就算是仍有未知,为什么不让人们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延长生命呢?

K:是谁规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而不试图延长寿命就是符合「自然」的呢?如果定义「自然」的依据仅仅是传统道德或宗教理论,便不能说人类寿命通过某些方式获得了突破目前所限的长度就是不「自然」的。延长生命在《圣经》《古兰经》《薄伽梵歌》中都是受到推崇的,生命是上帝所赐,对那些始终抱着虔诚信仰的人来说,延长生命并不会与「自然法则」相悖。有人曾经这样问过,假如流星撞击地球,人类及其他所有物种面临毁灭的时候,我们应该阻止这颗流星的行进还是直接毁掉它,又或者只是顺其自然不做干预?面对「死亡是生命的前提」这样反人类的教条说辞,我的回答是,不,死绝不是生的前提。

P:基于人体冷冻术在未来极大的不确定,还有一种观点是,目前这项服务只是一种商业,而非医学,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D:如果说人体冷冻组织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对于这是一种商业性服务因而是有风险的说法我表示同意。但事实情况不是这样。目前参与的所有公司都是非营利的。它们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着资金,不存在股东也没有利益分割问题。从医学层面,我们所做的每一医院所做的一模一样,在病人宣布死亡后的60秒时间里用冷灌注努力保存细胞的活性,冷冻技术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医疗救援,只不过要从一个更长远的时间维度上来看。

K:想要开展人体冷冻这项事业,你需要技艺精湛的员工、设备、储物的仓库以及支付未来可能出现的人体重生、康复及再教育所需的基金。因此,医学与商业利益在必要的时候不能分割。

P:未来会考虑冷冻自己的身体以便等待复活吗?

D:身为医生,对于冷冻技术我有着既定的兴趣,在很多病例中,我是病人在心脏停止跳动前见到的「最后」的人,我希望自己也能是他们醒来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曾说,「如果有一个死后的生活,我会很高兴,特别是如果它允许我继续学习这个世界和其他人,如果它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发现历史如何被证明。」我个人是希望能看到所有的相关工作,我竭尽力气所做的事,在未来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K:接受人体冷冻是个非常私人化且十分重要的决定。它值得与家人深谈,当然我是很乐意能在未来继续我的生命。

P:年生活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瞬间?

D:今年年初,我们为一个2岁的泰国女孩做了手术,她患了一种罕见的小儿脑肿瘤。她是冷冻科学史上最年轻的人。她的病夺走了她生命中的任何机会。作为最后的礼物,她的父母给了她一次可以走完人这一生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时刻,因为她小小的年纪,也因为父母对女儿的一片心意。

K:年对我来说很特别,时隔20年,我再次来到北京,再见这位传说中「沉睡的巨人」,这让我颤抖。透过出租车的窗户,看着北京拥堵异常的交通,成群的高大建筑,让我有种过电流的感觉。彼时彼地,那是此生中让我感到独特而欢欣的一个时刻。

P:年最常对别人说的一句话?

D:人们总是嚷嚷着我们用冷冻手术把病人「冻住」了,我就总要解释说「我要做的恰好是和『冻住』完全相反的事」。冷冻手术的目的其实是用一种叫玻璃化冷冻防冻物质取代人体中多达60%至70%的流质。这样才能防止零下的温度对于人体可能带来的任何伤害。

K: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P:年如果你和自己所在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有一次私人碰面的机会,你会跟他说什么?

D:随着美国政治系统进入到另一个总统大选期,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候选者们从来不提科学界,尽管下任总统将要面临的难题:核发展、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太空探索、医学前沿等都属于一个共同的领域——科学。我完全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把57%的预算用于军事而只把3%拨给科学,这个我就看不懂了。

K:只问一个问题恐怕远远不够。我会问他为了世界和平你现在在做着什么?为什么不能给不同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的公民以完全的平等?我们怎么才能持续地进行反贫困与不平等?

P:年如果你可以掌握一门语言,你会选哪个?为什么?

D:在我的两次中国行之后,我开始学习普通话,希望在我的语言学习能有质的飞跃。Wǒdezhōngwénbùhǎo,kěshìwǒxuéxíyīdiǎnměitiān。

K:我出生在秘鲁,西班牙语是我的母语。学生生涯中,我学习了英语,那时我决定去瑞士的日内瓦学医,就又要学法语,过去几年,我略学了希伯来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最近还和我的俄罗斯夫人学了俄语。尽管已经去了5次中国,我还只是会说几个「你好」、「干杯」这样的词语,所以我下一步计划是学习普通话,这样再去中国旅行的时候就能说上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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